昆曲的一脉相传1921年秋的一天，苏州城的大街小巷，张贴了很多用红纸写成的招生告示。不过这个招生的地方不叫学校，而叫“昆剧传习所”。由于这个叫传习所的地方不仅不收学费，还供应饭食。40多个贫家子弟应召入所习艺。 若干年以后，人们把他们称为昆曲传字辈人。 这位老人名叫倪传钺，他是当年应召进入传习所的少年之一。如今倪传钺已是99岁高龄，传字辈的同门师兄弟大都已去世。多年前的往事，哀婉深沉。梅兰芳回忆：“当年北京的梨园子弟学戏，在同光年间尚是昆乱并学，到光绪庚子之后，则专学皮黄了”。 20世纪开始的年代，中国正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激荡与不安之中。这时，轻歌曼舞的昆曲不再是戏曲舞台的主角。北京城里早已没有了纯粹的职业昆班，京城已成京剧的天下。我们在苏州昆曲博物馆寻找20世纪初，南方昆曲遗留下来的痕迹。那时候，在昆曲发祥地苏州， 曾经“看戏通国若狂”的盛景也早已不在，整个苏州仅有全福班、大章班、大雅班、鸿福班四大坐城班勉强维持。沈月泉是当时全福班的台柱，为了营生，他和同门只能跑起了江湖，流转于江浙一带的小镇。1923年，苏州最后一个坐城班全福班在苏州告散。那些曾跟随全福班走东闯西的戏箱，也被遗弃在角落里，积满灰尘。近代昆班的历史就此结束。鸦片战争之后，昆曲已经有点奄奄一息了，当时也是兵荒马乱，人们也听不了那种在他们看起来是过于平静、过于高雅的声音。 那么，当昆曲已不再适应一个时代，是一些什么人，他们遭遇了怎样的经历？又是如何把昆曲留存下来的呢？2006年，作家白先勇带着昆剧青春版《牡丹亭》来到北京大学。传统戏曲在高校上演，引发了学生们的好奇。他们奔走相告，蜂拥而至。眼前的景象让人想起了多年前的一段往事。1917年，很多新面孔来到北京大学任教。这其中，有很多后来大名鼎鼎的人物。比如文科学长陈独秀、经济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文科教授胡适、图书馆编纂员周作人。 但是，有一个人的到来却掀起了轩然大波，这个人，就是来自苏州的戏曲教授吴梅。 和吴梅同一年进入北大的周作人回忆说：“第一任的戏曲教授是吴梅。当时上海大报上还大惊小怪地，以为大学里居然讲起戏曲来，是破天荒的大奇事。” 吴梅上课的方式很特别，他拿着一支笛子，走进了中国最高学府的讲堂，还在课堂上唱曲。他唱的曲子和北京城里的戏馆里最时兴的皮黄戏很有些不同。 吴梅告诉学生们，他唱的是昆曲。1961年上映的由严凤英主演的电影《牛郎织女》，影片中有一段织女手持古典圆扇子的舞蹈。曾经在电视剧《严凤英》中担任女主角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马兰给我们讲述了这段舞蹈的来历。在南京的甘家大院，也是国内最大的平民住宅。新中国解放前，这里的主人是昆曲名家、“江南笛王”甘贡三。当年，甘家时常会有昆曲同期，也就是昆曲清唱活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严凤英流落到南京，结识甘家老四甘律之。甘律之将严凤英引荐给了父亲。1954年秋天，在上海举行的华东五省一市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天仙配》一炮走红，严凤英也因为唱腔、身段俱佳而获得了演员一等奖。 在这次汇演后的座谈会上，戏剧家田汉对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田汉给她介绍一个好师傅，就是白云生了。白云生是北方昆曲名家，曾经指出过严凤英表演中身段的不足。不久，严凤英就正式拜白云生为师，接受规范的昆曲身段训练。昆曲对地方戏曲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曲目和表演的借鉴上。有的地方戏曲，还和昆曲结合起来，在地方剧种中形成了独立的昆曲流派。 这里是长江流域的四川段，船工号子在这里回荡了许多年。然而就在这方孕育了粗犷和苍凉的水土中，也不难寻找昆曲的踪影。2006年秋天。四川省川剧院正在为参加艺术节加紧排练。在排练现场，我们又听到了熟悉的昆曲唱腔。川剧的声腔由昆、高、胡、弹、灯五个部分组成，所占份量最重的就是昆曲。这是川剧《易胆大》里的一段昆曲唱段，在今天的川剧演出中已经很普遍了。然而早在康熙年间，昆曲刚传到四川时，影响并不大。同治年间，一个叫吴棠的人被派到四川做总督，才改变了昆曲在四川的命运。昆曲开始在当地的很多戏园子里上演。在四川省川剧艺术研究院，看到的当年昆曲在成都演出的戏单。悦来茶园是成都最大的川剧班社三庆会的演出场所。清朝末年，昆曲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衰落，同样也影响到了四川，昆班改搭三庆会。就是在这个舞台上了，昆曲艺人经常与川剧艺人同台演出昆曲。就这样，昆曲的众多元素被川剧逐渐吸收。1979年出版的《川剧昆曲汇编》，主持这次编篡的就是眼前这位已经92岁高龄的刘泉老人，该书共搜集整理了在成都地区演出过的昆曲曲目达200多出。传统的川剧演出每天都在上演，经常能吸引很多观众，在中国像这样的地方戏曲有300多种。但无论如何演变发展，相互之间都有几份相似。中国戏曲就在这样的相互影响、相互学习、相互促进中，一步步达到了它发展的顶峰。它们就像同一座山脉的不同山峰，同一条河流的不同支流，血脉相连、生生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