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歌曲已经唱响海外，异国舞台上回荡着熟悉的旋律，所有中国人都热血沸腾。夏衍推了推田汉，要他给大家说两句。此时正值中日交战、山河破碎，田汉望着台下同胞，百感交集，声音微颤却格外坚定，再次带领大家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歌声如同号角，在夜空中炸开，爱国的呐喊汇成汹涌浪潮，无数人热泪盈眶。
前线炮火连天，战士们用生命血战沙场；后方的文艺工作者则用笔和乐章筑起另一道战壕。一首首激昂的歌曲、一篇篇炽热的文章在全国传唱传阅，唤醒了更多沉睡的灵魂，越来越多的人走上抗战前线，汇入民族解放洪流。海外华侨也纷纷捐款捐物，将大批抗战物资和药品源源不断送往前线。无论身在何方，中华儿女心中那颗炽热的爱国之心从未熄灭。
桂林城内书香四溢，文化空气异常浓郁。进步书籍和报刊在人们手中飞快流转，街头巷尾新开的书店一间接一间，仿佛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知识和思想的集散地。见到生意被分流，有人心生歪念，跑去军阀衙门搬弄是非，希望借刀打人、只扶持自己一家。然而此时桂林国共合作形势大好，军阀也有所忌惮，不敢轻举妄动。那人讨了个没趣，只得灰头土脸地悻悻而归。
共产党在广州的报刊印刷厂被查封，空气中弥漫着风雨欲来的压抑气息。李克农隐约嗅到“要变天”的危险信号，这时夏衍赶来汇报：海外同胞筹集到一笔可观资金，新购置了一批先进的印刷设备和物料。要不要趁机大张旗鼓增印报刊？李克农沉吟片刻，谨慎地做出部署：一手全力设法把设备安全转运回来，一手严密关注报社同志的安危，一旦有风吹草动，立刻启动紧急预案。与此同时，桂林的特务机关也在向上级通报情况，焦躁不安地询问下一步指示，而上级回复只有短短四字——“切勿行动”。对方按捺不前，无形中为我方争取了宝贵的准备时间。
长沙局势更加紧迫，报社刚被查封，我党立即行动，秘密联络可靠人士，将印刷设备悄然转移。李克农亲自找到时任政府官员的郭沫若，请他以公开职务出面疏通。多亏早已做足备案手续，当军阀匆忙赶到，正要扣押印刷机器，却看到文件上“上峰同意”四个字，只能一肚子疑惑咽回肚里，不敢造次。
然而风波并未就此结束。印刷设备装上卡车，带着通行证一路驶向关卡。谁知守卡军警忽然接到“上峰电话”，命令严查所有可能装载印刷机的车辆，卡车当场被拦下。司机故作不耐烦，慢吞吞地下车，命人打开车厢。士兵端着枪冲上去，心里盘算着立功受奖，却只见车厢里满满当当装的都是粮食和物资，连一块机器零件影子都没有。敌人顿时泄气，我方同志则面无表情，仿佛早已料到。等车辆通过关卡后，我方迅速指挥一旁运送草料的马车，将伪装成普通货物的印刷设备转运到卡车上，火速驶离。士兵们这才明白刚才那步险棋的精妙，不由得对李克农的筹谋佩服得五体投地。
另一边，作家王鲁彦扎进现实生活，走进街巷与厂房，与普通百姓同吃同住，逐渐体会到文字真正的力量。此前，巴金曾郑重告诫他：文学只有扎根时代土壤，才能真正开花结果。经过一番观察与思索，王鲁彦终于找到写作的新方向。他的作品开始真正贴近战火中的众生，字里行间饱含真实与温度。新稿送到报社后，审阅者无一例外地被打动，全票通过，并诚恳邀请他以后多多来稿。
孙淩曾在郭沫若身边工作，这次辗转来到桂林，计划创办一本面向国统区的杂志。夏衍收到他的申请，自然要先问一句“郭先生怎么看”。孙淩早已胸有成竹——原来在动身前他就去征求过郭沫若意见。得知他原本打算去延安当战地记者时，郭沫若认真劝他：延安的宣传力量已经十分雄厚，真正薄弱的是国统区，这里更需要有胆有识的文人站出来发声。桂林目前环境相对安全，正适合办杂志。听到这番托付，又有郭沫若作保，夏衍毫不犹豫地一口应承下来。
与此同时，话剧排练也进入最紧张的冲刺阶段。导演焦菊隐带着演员一遍遍拆解剧情，挖掘人物在时代巨浪中的心路变化，鼓励大家用最接地气的表演和最真切的情感去呈现舞台上的每一次愤怒、每一次觉醒。演员们第一次接触到这种全新的表演理念，既新鲜又兴奋，一个个铆足了劲，在简陋的排练场里挥汗如雨，只为在帷幕拉开那一刻，把属于民族的坚韧与希望，毫无保留地献给每一位观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