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这座山水名城此刻却笼罩在战火的阴影中。李克农、夏衍等人已先一步撤离前往延安，经中共中央慎重研究，决定派邵荃麟来桂林，出任中共桂林文化工作组组长，并特意调来安娥与田汉，一同在这片残破山水间继续守护与开拓中华文化的火种。接到通知时，田汉按捺不住激动——一年前，他的话剧《一年间》就在桂林连演不衰，一票难求，轰动一时。如今，党又决定在此筹建“中国话剧院”，田汉壮心再起，刚踏上桂林的土地，便直奔他魂牵梦萦的新华剧院。
战乱留下的疮痍随处可见：街道上废墟成片，行人稀少，偶尔匆匆而过的脸上，都写着难以掩饰的愁苦；还有人在低声无语地把空袭中牺牲的烈士遗体转移出城，准备掩埋。与记忆中车马喧嚣、比肩接踵的桂林相比，这样的冷清令田汉心如刀绞。就在新华剧院，他意外撞见老友茅盾——原来茅盾夫妇也已辗转来到桂林避难。久别重逢，同是以笔为剑的文人，又是在民族危亡之际重遇，几句寒暄，便已热泪盈眶。田汉紧紧握住茅盾的手，开门见山地邀请他加入即将成立的话剧院，用文学和戏剧共同参与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邵荃麟得知茅盾夫妇到来，亲自张罗住所。但在炮火连天的年代，想找到体面安稳的房子并非易事，一时也租不到合适的地方。情急之下，他干脆把自己家中最好的卧室腾出来给茅盾夫妇居住。茅盾夫妇性情敦厚，又见邵荃麟家中条件并不宽裕，得知这间卧室是家里最好的房间，当即婉拒，坚持搬去一旁狭小杂物间，将舒适让给主人。这一互相谦让的细节，在动荡年代显得格外温暖，映照出真正文人之间的惺惺相惜与道义担当。
与此同时，安娥秘密约见任素宁。此时的任素宁，正以老师的身份照顾一群无家可归的战时孤儿，耐心教书育人。安娥暗中观察后，对她的表现十分满意，遂选择摊牌，揭示自己的真实身份——外人眼中，她只是田汉的妻子，实际上却是中国南方的中共地下联络员，也是任素宁的直接上线。从这一天起，任素宁肩上的任务陡然加重，她将负责南方战事情报的传递与联络。面对这份光荣而危险的使命，她没有丝毫退缩，只是平静又坚定地表示：为新中国奔走，为民族解放牺牲，早已在她心中写下誓言。
田汉抵达桂林后，很快召集当地文艺工作者，着手重组话剧演出小组。大家群策群力，一致提议再邀一位重量级盟友——在广州大学任教的戏剧家洪深。彼时的洪深，曾一度对救国前途感到迷茫甚至绝望，苦闷中萌生过轻生念头。得知桂林局势相对稳定，国共再度合作抗日、文化战线亟待重整，他几乎没有犹豫，便从广州星夜兼程赶来，毅然投身到桂林的文化抗日阵地。
组织逐渐成形，创作却迟迟难有突破。见田汉久久不交新稿，洪深便耐心启发，建议他以长沙会战为背景，从千千万个中国家庭在战火中的生离死别与命运分岔写起，用一个个具体的人物，折射时代风云。几句点拨如醍醐灌顶，田汉顿时灵感泉涌、思路大开，连连点头。回到住处，他几乎夜以继日地伏案疾书，在忽明忽暗的灯光下，与纸张和笔共度每一个不眠之夜。
然而，创作的火焰也点燃了家庭内部的暗涌。安娥在一旁多次听见田汉创作时不自觉喊出前妻的名字，又无意中从片段中察觉，田汉打算把往昔的婚姻与家事编进剧本。她心中不免泛起酸楚与不安，情绪终难抑制，严肃质问田汉：如果他一定要把两人之间的私人生活写进话剧，她就宁愿就此分手离去。爱情与艺术在小小书桌前针锋相对，一度让这对并肩作战的伴侣陷入前所未有的裂痕。
得知此事后，洪深只得出面“调停”。他耐心劝解安娥：真正的文艺创作，离不开亲身经历与真切情感，田汉从不沉溺个人小恩小怨，他的作品一再证明——他心里装着的是国家与民族，而非狭隘的个人主义。他所借用的家事，不过是要让观众在寻常人命运里，看见整个时代的苦难与希望。听着洪深的话，安娥渐渐平静下来，态度不再一味抗拒，但也提出自己的底线：剧本一旦完成，必须第一时间让她审阅。洪深爽快应下，这场关于“艺术与隐私”的拉锯，暂时迎来脆弱却珍贵的平衡。
远在重庆，中山一路上的中苏文化协会灯火通明。周恩来同志亲临会场，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号召文艺工作者向郭沫若学习，以笔为枪、以纸为阵，为民族解放鼓与呼。那一天，正值郭沫若生日，众多文人雅集，小小会堂座无虚席。一半是为这位文化旗手庆生，一半则是为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的文化界鼓劲打气——中共要在炮火声中，让文化之光越燃越旺。
局势却在顷刻之间更加严峻。很快，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日本法西斯的野心已不再局限于侵略东亚，而是妄图以太平洋为轴心，称霸整个地区。世界格局骤然剧变，中国顿时成为牵制和打击日本的重要东方战场，桂林、重庆等地的文化阵地，更成为鼓舞军民斗志、动员全国抗战的精神高地。
战火逼近的同时，文化战线并未停下脚步。郭沫若历经伏案苦思，终于完成了新话剧剧本。周恩来同志亲自登门拜访郭家，对这部新作给予高度肯定与热烈祝贺。这不仅是对郭沫若个人创作的嘉奖，更是在向所有奋战在文化前线的文艺工作者发出信号——在枪炮隆隆的年代，文字与戏剧，同样可以成为撕裂黑暗、照亮前路的锋利兵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