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精心创作的话剧《屈原》终于登上舞台，那一夜，灯光初亮，幕布拉开，从屈原仰望星空到纵身汨罗的每一幕，都紧紧攥住观众的心。演出一结束，掌声山呼海啸般爆发，经久不息，许多人激动得热泪盈眶。屈原为国捐躯、宁死不屈的形象，像一把火点燃了在国难当头之际早已郁积的人心——无数中华儿女在座位上攥紧了拳头，明白自己再也不能袖手旁观。
《屈原》的震撼不只留在剧场里，还迅速传进了国民党高层的耳朵。有人惶惶不安，急忙下令禁演，妄图用一道命令扑灭这股暗潮涌动的爱国激情。安娥立即将禁演消息火速报告给周恩来同志，周恩来沉着应对，他没有退缩，反而决定借助记者的笔和版面，把《屈原》的火焰烧得更旺：详尽报道演出盛况，突出其中炽烈的爱国精神和观众的激昂反响。舆论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最终逼得国民党不得不撤销禁令，这出话剧由此在全国传开，成为鼓舞抗战意志的一面旗帜。
然而，战火很快烧到南方，日本军队铁蹄踏入广东，街头巷尾的怒火瞬间被点燃，无数进步学生走上街头示威，高喊口号、散发传单，以血肉之躯对抗侵略者。日军却用机枪残忍开道，子弹如雨般扫射，许多热血青年倒在血泊之中。与此同时，夏衍等几位以笔为刀、积极投身抗战的作家，也被敌人列入暗杀名单，形势异常紧迫。周恩来亲自部署营救行动，他找到经验丰富、机智果敢的廖承志，嘱咐他带领几位同志迅速秘密行动，把夏衍从香港悄然转移出去。
夜色如墨，江面一片幽暗。夏衍与柳亚子精心伪装，背着简单行囊，弯腰挤进小船，随着轻微的桨声悄然离港。水面一开始只是微波荡漾，他们以为可以平安脱离险境，谁知远处忽然出现刺眼的探照灯光束，一艘日本监察舰迎面逼近，枪口与望远镜同时转向他们的方向。船上每个人瞬间屏住呼吸，心提到了嗓子眼，哪怕是一点细微的动静，都可能招来灭顶之灾。
黎明时分，天色刚刚泛白，任素宁紧紧攥着一份报纸，心慌意乱地敲响了安娥家的门。报纸头版上的黑体大字十分刺眼：夏衍等几位进步青年作家在转移途中全部遇难。这个噩耗仿佛一声炸雷传遍文艺界，无数人悲痛欲绝。任素宁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脑海里一幕幕浮现出与老师相处的场景——那样开朗、那样坚定、那样勇敢的一个文艺战士，居然在暗夜中悄然离去。安娥同样心如刀绞，但她强忍悲痛，扶住任素宁的肩膀，语气坚定地劝她振作：真正的纪念不是泪水，而是把悲痛化作力量，继续走夏衍没有走完的路。
田汉等作家闻讯后，也沉浸在巨大的悲恸中，他们商议为夏衍举行一场隆重的追思会，以此表达敬意与怀念。几天来，整个圈子仿佛笼罩在一层压抑的阴云之下。就在这时，安娥意外接到了密电：夏衍等几位文艺工作者并未牺牲，只是身在秘密营救途中，一切情况暂时不得公开。这个消息让她心中翻涌着狂喜和激动，却又必须被严严实实地锁在心里。田汉仍为追悼会奔走忙碌，安娥只好委婉劝他稍晚举行，田汉却误以为她冷漠无情，甚至责怪她对战友的“牺牲”无动于衷。见安娥欲言又止、神色复杂，他更疑惑不解，却又得不到答案，两人因此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气头上的田汉跑去找老友洪深诉苦，将夫妻间的误会一股脑倒出。多年的友情让洪深既能宽慰田汉，也努力帮他梳理情绪。这边矛盾尚未真正化解，那边战局却在飞速变化。不久之后，安娥终于收到确切消息：夏衍一行已安全脱险，正乘火车驶向桂林车站。她几乎是一路小跑赶到“追悼会”现场，当众宣布这个石破天惊的好消息——“死者”原来尚在人间！一时间，会场内哭声与笑声交织，洪深等人激动得红了眼眶，很多人喜极而泣，无法言语。
人群很快涌向火车站，焦急地守候在站台上。汽笛长鸣，列车缓缓进站，当人们在滚滚蒸汽中看见夏衍熟悉的身影从车厢走出，那一刻所有压抑、误解、恐惧和悲痛都化作热烈的拥抱和泪水。田汉冲上前去，第一时间向安娥真诚道歉，为自己之前的冲动和责怪深感惭愧。安娥也耐心解释：营救行动尚在暗中进行，稍有风声走漏，就可能让夏衍和之后需要转移的作家们陷入绝境。田汉听完，重重地点头，明白了自己一心急于表达哀思，却差点因为不慎泄密，给战友和组织带来不可挽回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