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下议院内，围绕英国船只在海外遭受攻击的责任问题，议员们唇枪舌剑。有人当面指责丘吉尔对远洋船只遭侵略袖手旁观，也有人反驳，强调是英国轮船未经许可闯入别国领海所致。辩论间，有议员提到如今中国的掌权者是斯大林的亲密战友毛泽东。
彼时，在中国，毛泽东正在屋内陪伴小女儿李讷练字，一边教写汉字，一边给女儿讲起自己年轻时的往事。往事追溯到1901年的北京，一份丧权辱国的条约在那里被签订。腐败的清政府向列强屈服，同意割地赔款，将国家推入更深的屈辱之中。
远在湖南韶山，年少的毛泽东正准备入学读书。他同老师探讨皇帝的权力问题，老师告诉他'皇帝是普天之下的主宰'，然而毛泽东对这种说法始终难以认同。入学后，少年毛泽东在学堂里刻苦用功，日渐长成，又被父亲送到米店当学徒。
在米店里，他白天要干繁重的杂活，却因迷恋读书常常荒废工作，被师父严厉斥责。外面局势渐乱，毛泽东听闻各地动荡，心中忧虑。饥荒蔓延，米店好不容易购进两船米，却因水陆不通、局势混乱而无法从码头运回。毛泽东奉命外出收债，途中见到灾民穷困潦倒，便把原本要收的银钱悉数赠与他们。回到家后，他不仅遭到父亲痛骂，还得知自家囤米已被抢劫一空，母亲惊恐之下昏厥过去。
为母亲脱险，毛泽东独自登上山中寺庙，跪拜祈求母亲平安。在寺中，他遇见旧日同学，被对方一番激烈言辞点醒。老同学认为以毛泽东目前的阅历和处境，更应该睁眼看世界，而不是困守乡间，还送给他一本传播新思想的新书，勉励他去了解新时代的观念。
毛泽东遂向父亲提出想外出求学。毛父却勃然大怒，表明若他坚持要上学，家里一文不出。此时文润昌站出来，表示可以代为支付毛泽东的学费，并说明自己正是因接受新式教育才有能力赚到这笔钱。然而即便如此，毛父仍坚决反对。夜深之后，毛泽东留下了一封信，毅然离家，只身赴新学堂求学。
因缺乏系统基础，他主动选择从一年级读起，与一群年纪尚幼的孩子同班。面对尴尬，他毫不在意，依旧勤勉读书，专心听课。时光流转，毛泽东在新学堂一步步打下扎实根基，很快迎来毕业在即的时刻。李讷听到这里，抬头望着父亲，而毛泽东的目光也在回忆中越发坚定。
毛泽东毕业后来到长沙，在这座城市里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以及同盟会的纲领。他的思想由此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一天，他在众多同学面前毅然剪掉自己的辫子，表示要摆脱旧习，做一个真正的新式革命者。多数同学对此十分不解，唯有好友萧子升支持他的决定，两人一同剪去辫子，以示决心。不久之后，武昌起义爆发，关于起义的演讲在长沙传播开来，毛泽东听后深受震动，对时代的变局有了更强烈的感受。1911年，他离开学校，加入新革命军，成为军队医院的一员，在革命队伍中亲身体验社会动荡。期间他愈发觉得袁世凯在总统位置上难以长久，心中对中国前途多有忧虑。之后毛泽东来到湖南图书馆，接触到大量过去未曾读过的书籍和思想，从知识的广阔中意识到自身的渺小与不足，这也促使他决定退伍，不再继续从军。毛泽东随即考入师范学校，当老师问及报考缘由时，他坦言自己并未完全想清未来道路，只是希望能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同时在实践中寻找实现理想的机会。杨昌济任教于此，是一位有见识、有主张的学者，经常在课堂和谈话中向学生们介绍国内局势，指出当下中国一片黑暗，亟需新的出路和真正的领导人。为了买书，毛泽东几乎身无分文，但他和萧子升谈到老蔡（蔡和森）时，仍佩服老蔡在穷困中依旧心系国家大事。毛泽东与杨昌济多次讨论国家的走向与命运，这些交流往往十分激烈，而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就在一旁静静听着，带着好奇和敬意关注他们的辩论。毛泽东还提到自己和老蔡围绕中国出路的争论，两人在观点上产生明显分歧，对未来道路各有思考。此时杨昌济也无法给出哪一种道路才是唯一正确的答案，他只能坦率表示，自己对中国前途的理解也在摸索之中，一切仍需通过实践和经验不断探求。杨开慧听后深受触动，对这些关于国家命运的讨论更加在意。一天，蔡和森带来了最新报纸，上面刊登着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的消息。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年轻人看后义愤填膺，一致认为袁世凯的屈辱行为是中国人的巨大耻辱。毛泽东和萧子升随即谈起中国的现实处境，毛泽东判断中国与日本迟早会爆发一场战争，因为中国贫弱不振，而日本则不断虎视眈眈，这场冲突几乎难以避免。蔡和森赞同毛泽东的看法，觉得他对国际局势的判断十分有道理。后来，杨开慧特意来找毛泽东，在交谈中她了解到，原来自称'二十八画生'的那个人，正是眼前这个满怀忧国忧民之心的青年毛泽东。
毛泽东收到罗章龙来信，二人理想相近，一见如故，谈论天下局势十分投契。不久，杨开慧带着女同学来到毛泽东身边，与他一道商量家国大事，何叔衡也加入讨论，几人在思想与理想上愈加契合。时间推移，毛泽东萌生去法国留学的念头，准备与几位学生同伴同行。杨昌济在家中接见学生，坦言海外求学清苦艰难，嘱咐众人要有吃苦精神和充分心理准备。夜里，杨开慧因担忧毛泽东赴法后生活拮据，与他促膝长谈。毛泽东提出打算勤工俭学，以减轻在法国的经济压力。听到他的打算，杨开慧告诉他，自己已为其物色好一份勤工俭学的差事——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管理员。毛泽东对此欣然应允，既能读到大量书籍，又能领取薪金，心中十分高兴。
次日，毛泽东来到北大图书馆，见到李大钊和陈独秀，当场得到这份工作。他做事一丝不苟，工作十分认真。夜晚，杨开慧常来图书馆帮他打扫，二人并肩劳作，情感与日俱增。一天，他领着杨开慧上街吃馄饨，却囊中羞涩，只能点一碗。杨开慧提议用两个空碗分盛，一人一半。两人共享一碗馄饨，境遇虽贫，却笑意盈盈。毛泽东感慨，自己虽无钱财，但在图书馆的见闻与所学令他受益良多。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虽已结束，中国身为战胜国却几乎未获利益，局势愈发险恶。
后来，毛泽东与杨开慧一起租下一个房间。房东本以为只是两人合租，没想到毛泽东又带来许多同学一同入住，心想房子租给这么多人不划算，颇为不满。杨开慧忙向房东解释，说明情况，房东只得勉强答应。房东太太却很中意杨开慧，觉得她与毛泽东颇有夫妻相，喜形于色。同行的同学听了房东太太的打趣，当场哄笑一片。毛泽东和杨开慧的感情在这段日子里愈发顺畅甜蜜。一日毛泽东送她回家，途中飘起雪花，两人相依而行，静看雪落。后来二人又在冰面上漫步，毛泽东察觉前方冰面似乎危险，有人提醒那段冰上没人走过。但毛泽东自信判断冰层足以承受行人，表示愿意试着向前迈步，随即走了过去。
毛泽东没有去上夜校，却始终坚持自学法语。随后，他接到家中电报，得知母亲病重，立刻返乡探望，与家人一起拍下全家福。此后他在家停留了一段日子，母亲不愿让儿子挂心，刻意装作病情轻微、若无其事的样子。毛泽东的父亲依旧不赞成他在外奔波，对其志向颇多怨言，甚至将妻子的病痛归咎于毛泽东不肯遵从家中安排，使家庭矛盾更为尖锐。
毛父谈起儿子如今在外工作的情形，流露出担忧，劝毛泽东最好能在省城谋一职，以便让操劳一生的妻子稍稍心安。毛泽东思忖后写信给杨开慧，说明眼下自己无法成行法国，又表明决定留在长沙任教。杨昌济得闻此事，也劝毛泽东先尽孝，认为留在家乡陪伴父母更为要紧。不久，毛泽东来到何叔衡所办的学校执教。一次上课时，他看到报纸上关于巴黎和会的最新消息，得知谈判已经破裂，中国即将被迫接受二十一条的耻辱条件。这堂课原本安排何叔衡带着徐特立以及其他教师前来听课。毛泽东却临时改变原定授课内容，以报上新闻为起点，转而大谈当下国家局势和巴黎和会的来龙去脉，尤其对二十一条的屈辱进行了深刻剖析。不久，历史上震动全国的五四运动爆发，毛泽东在湖南担当学生运动的组织者。
在他的推动下，长沙各校学生召开联合大会，毛泽东全力主持，并提出要创办刊物，作为宣传和启蒙的阵地。他亲自为刊物命名为'湘江评论'，并在上面发表自己撰写的文章。此时，毛泽东母亲病情日渐沉重，却不愿告知远在长沙的儿子，还在病中坚持动手给毛泽东做鞋。毛父见妻子如此勉力操劳，心中酸楚，终于决定给毛泽东发电报，催他立刻回家。电报发出时，长沙的学生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发展，毛泽东和刘少奇正紧锣密鼓地组织焚烧日货，各家商铺纷纷准备参与。何叔衡赶来找到毛泽东，将电报交到他手中。毛泽东闻讯心急如焚，立刻动身回乡，却在家门口看到的已是为母亲举行丧事的场景。骤然的噩耗令他悲痛欲绝，想到母亲平日的慈爱与操劳，哭得泣不成声。毛父望着妻子留下的衣物与日常用物，更是愁苦不堪。刘少奇前来安慰毛泽东，劝他振作，顺便带来了各商铺同意焚烧日货的好消息。毛泽东强忍悲痛，表示要把湘江评论多印一些，让它成为抵制军阀、鼓舞民众的武器。
毛泽东因在湖南组织学生社团、创办刊物而遭军阀通缉，远在北京任教的杨昌济得知后，心中忧虑不已。此时杨开慧对毛泽东已情愫深厚，听到风声更是日夜挂念他的安危。一天，毛泽东的来信送到北京，杨开慧迫不及待地拿给父亲看，从信中知道毛泽东即将赴京，请愿营救湖南局势，心里既紧张又欣喜。毛泽东不顾寒冬，带领自己组织的学生团体北上，准备向总统递交请愿书，要求撤换湖南督军。萧子升、蔡和森听说此举，却一时难以理解他为何要采取这样的行动。彼时杨昌济正患病在身，身体每况愈下，但仍坚决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与实践。他执笔致信章士钊，郑重向这位旧日同事推荐毛泽东，称其为难得的青年人才。
在信中，杨昌济特别嘱托章士钊，要重视毛泽东和蔡和森，认为两人思想活跃、志向远大，皆属可造之才。毛泽东来到医院，在病房外恰好听见杨昌济叮咛女儿杨开慧，要她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全力支持毛泽东的事业。此后，毛泽东独自漫步在漫天风雪的街巷，思绪万千，而焦急的杨开慧则在四处寻他。很快，杨昌济病情恶化，不久就与世长辞，毛泽东悲痛万分。几乎同时，远在家乡的毛泽东父亲病重垂危，临终前仍嘱咐另一个儿子，不要把消息告诉正在外奔走的毛泽东，免得耽误他的抱负。岁月推移，毛泽东与陈独秀促膝长谈，回顾北京请愿的经历，感慨自己终于认识到：仅靠写文章、发呼吁无法撼动军阀统治，唯有以武力和革命行动才能迫使他们让步。
他愈发坚信，民主出路必然指向革命。此时的毛泽东已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密切关注苏联革命的胜利经验。许多年后，他回忆往事时指出，当年与陈独秀多次谈话，对自己系统理解马克思主义、最终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发挥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不久，冯玉祥倒戈，局势骤变；同年七月，湘军收复长沙，毛泽东等进步人士在长沙受到热烈欢迎。然而，面对众人的拥戴，毛泽东却小心避开，不愿张扬。他向前来迎接自己的杨开慧说明缘由，并与她谈起下一步的规划：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上，着手筹建共产党组织，创办书社，传播新思想，同时走上教书育人的道路，用课堂与书本启迪更多青年。
毛泽东辗转回到韶山老家时，才得知父亲已经去世的消息，心中悲痛不已。父亲在弥留之际留下遗言，希望毛泽东能承担起家中事务，成为家族的主心骨。毛泽东面对丧父之痛，还是答应了父亲的嘱托，决定挑起家庭的重担。同时，他也在筹划一件更为重要的事情——创办书社。毛泽东向身边人说明，自己并非想通过书社牟利做生意，而是要借此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推动新文化运动在湖南扎根。他心中已有打算，准备邀请易礼容一同参与，帮他把书社办起来。期间，蔡和森与恋人终于步入婚姻殿堂，毛泽东特意向他表示祝贺。看到好友成婚，他愈发明确自己的情感，这时才真正意识到自己早已深深喜欢上了杨开慧。思量再三，毛泽东终于向杨开慧提出求婚，表明心意。
不久之后，湖南境内召开了俄罗斯马克思思想研究会，会上计划遴选一批学生赴俄罗斯学习，以便系统接触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与此同时，毛泽东筹办书社的举动却遭到赵恒锡强烈反对。赵恒锡态度十分坚决，直言如果毛泽东执意要办书社，他会处处阻挠，甚至威胁说，只要书社无法顺利开办，就绝不会让毛泽东婚事顺利成行。毛泽东从各方得知，在新军革命之后，本应焕然一新的湖南政权却迅速腐化堕落，湘军军人竟然乔装平民闯入议会，扰乱局势。面对这种局面，毛泽东再次召集群众开大会。在会上，他向大家转述自己曾与陈独秀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讨论，分析中国社会的困境，并得出结论：中国若要真正获得解放，只能依靠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来打破旧有秩序。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在思想和行动上为走上革命道路做好准备。
与激荡的政局相伴的，是毛泽东的婚事筹备。他开始着手准备与杨开慧的婚礼。毛泽东坦率地告诉杨开慧，自己经济拮据，婚礼恐怕无法办得隆重，只能一切从简。杨开慧听后毫不在意，认为二人相守才是最重要的，反而高高兴兴地同他讨论起婚礼那天要穿什么样的衣服。她好奇地问毛泽东，希望自己那天穿什么颜色才合他心意。毛泽东想了想，说觉得白色很好，素净而纯洁。婚礼当天，杨开慧的母亲亲自为女儿梳妆，替她梳头整饰，寄托着母亲的祝福。与此同时，毛泽东走出家门，按乡俗去迎接自己的新娘。那天，杨开慧身着一袭白衣，显得清丽素雅；而毛泽东则围着一条鲜艳的红色围巾，在简朴却饱含深情的仪式中迎娶了她。两人就此携手，在风云变幻的时代中开始了共同的人生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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