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的春节，广州高第街。
许地祠堂。在外插队多年的大哥许志川带着弟弟志海，回广州第一件事就是跑到祠堂，看望列祖列宗。他的家族曾世世代代在这里居住，而今却早已住满拥挤的各色人等。
大哥志川是个意志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准备参加高考，虽衣着朴素，但却白衣飘飘，别有一番神韵。志海回城后无处安置工作，父母想让他进工厂当“八路军”，可是没有门路，只得在海运局建筑工地找了份砸铁的临时工，天天头顶太阳，无论下雨刮风，没有遮挡，比在农村还苦还累，志海没有大哥那么高远的志向，只想有份正式工作踏实生活也就满足了，但现在前途一片茫然，志海意志消沉。大哥鼓励他相信政府决策，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经济建设取代了阶级斗争。志海对大哥的话心不在焉，脑海里总是萦绕着阿英的身影。
事实上为前途和工作而感到无比焦虑和茫然的，绝不只志海一人。
祥仔也不例外。
同日，高第街边的支巷里，祥仔家。
虽是春节，祥仔一家人却在发愁，毫无喜庆之色，祥仔父亲的大幅遗像挂在狭小的屋内，显得那样刺眼。
祥仔20出头，外号“高佬”，自小在高第街出生长大，又高又帅，74年高中毕业去农村插队，78年底回城，父亲从工厂退休，祥仔想顶替父亲进机修车间开机床，谁想却被劳资科干部子女顶替，祥仔被分到冶炼车间，一气之下祥仔不去了，可整天待业在家怎么办？父亲又气又急，竟病重离世，丢下祥仔、小桃兄妹俩和寡母相依为命。父亲一直是家里的顶梁柱，现在家里唯一拿工资的父亲走了，而妹妹小桃刚刚高中毕业，也待业在家，偶尔在罐头厂打零工也很少钱，一家人生活异常艰难，祥仔必须挑起维持家人生活的重担。
高第街有名的烂仔谭少飞来找小桃，送她东西，小桃不要，说少飞的东西肯定是偷的，不干净！小桃是高第街上出名的靓女，少飞从小就喜欢小桃，小桃可死看不上整日游手好闲、总是小偷小摸的少飞。同日，高第街，冼伯家。
志川、志海兄弟俩，来冼伯家取给母亲定制的碎花女士衬衣。
冼伯50上下，解放前上海学徒，裁缝出身，专做男女衬衣，手工很好，自产自销，在当地有些名气，一家人住两层楼，楼下是小店面，二层小阁楼加工、住家，文革期间冼伯家备受冲击，从此养成了无论对谁说话都小心翼翼、不敢大声、生怕得罪人、总在担心点什么事的习惯。文革期间，每天深夜，冼伯夫妇俩躲在二层小阁楼上，做老顾客给的“暗活”，以此为生。
志川、志海兄弟俩接过冼伯递来的碎花女士衬衣，正仔细打量，街道工商的人突然进来，冼伯慌张，忙解释说是给邻居加工帮个小忙，不是违法经营。出乎冼伯意料，工商的人竟鼓励冼伯打开一层门板，开店卖衣！说政府大力扶持，这叫“扶上马送一程”。冼伯半信半疑，大哥志川却兴奋地说：高第街有了新动向！
志川去买高考复习资料，街面上突然传来喧闹声，原来是冼伯家的香港亲戚回来，一街人都跑出去看，好不热闹！
冼伯有两女一子，独子陈君宝留在身边，两个姐姐都嫁到香港去了。春节两个姐姐回家探亲，从香港买电视带回来，因为怕被说小气，所以特意买了台大电视，自然在高第街引起轰动！
冼伯家门外围了许多人，谁想电视摆在屋里一看，傻了！屋子一共才6平方，睡5个人，一张双人床就占去大半面积，只有把电视机放在床上！
打开电视机——这可是高第街第一台电视，全街人都挤在屋里屋外地看，当电视画面传来，兴奋极了！（插播当时有时代气息的国家大事）祥仔和妹妹小桃也挤在人群里看，大家兴奋地议论冼伯家开了扇南风窗，南风吹得邦邦响！而冼伯女儿带来香港那边的信息，更令高第街的人感到了说不出的新奇。这时街道和工商的人借机宣传，见政府竟然登门劝大家做街边仔，祥仔、志海等人都感到了说不出的兴奋和新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