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的某个角落，二丫深知，人心里盘踞着的思乡之情难以驱散。她轻手轻脚地准备着面食，将这丝丝缕缕的关怀送到那些异乡游子的手中。当饱腹之后，人们的心似乎也暂时忘却了远方亲人的呼唤，这点小小的温馨，便是她能施予的所有慰藉。
杨昌济先生不仅博学多识，更有着超凡的文采。他为一份崭新的杂志题写了创刊词，每一个字都仿佛散发着智慧的光芒。毛泽东阅读之后，对先生的才华深感钦佩，因此对他的作品赞不绝口。那一刹那，杨昌济老师眼中流露出满意的光辉，对这位学生的洞察力和识见给予肯定和赞许。
在与惜才爱徒的交流中，毛泽东也不忘与杨昌济分享自己心中的远大抱负。他将即将启程赴法留学的计划进展一一告知老师，并毫不掩饰自己坚定的意志——无论未来道路上布满了何等崎岖与困顿，志向已定者，绝不言放弃。此时毛泽东还提及了一个愿望，想要离开懿徐居的庇护，与蔡和森、萧子升共处一室，生活在更自由的空间中。
杨开慧在家中一隅，悄悄聆听着兄长与父亲的对谈，当她意识到亲人即将离去，心中满是不舍与悲伤。她虽受家人宠爱如珍珠般地捧持，却并未在北京这座繁华都城中找到乐趣。回忆起长沙的日子，她在父亲细心的教导下自学国文，那时家中常有才子如毛润之、萧子升的光临，令她的生活多了几分色彩。然而如今，父亲身负教学与著作的重任，母亲忙于家务，她仿如被遗落于角落的花朵，渐渐失去了昔日的生机。
毛泽东未曾想到杨开慧会有这般多愁善感的一面，他温言安慰，提议她不妨常来找他们，在京城这样大的地方，好歹亲朋都是彼此的依靠。听了这番话，杨开慧的心情豁然开朗，容光焕发，再度显露出少女的天真与喜悦。
日后，杨开慧时常会为兄长们送去京味小吃，那些看似平凡的食物里饱含的是对深情的期待与牵挂。可惜，不是每一份情感都能被察觉和珍惜，毛润之在其中的醉翁之意，并未领会。
为了实现留学的梦想，毛润之、蔡和森和萧子升决心自食其力，他们投身于最朴实的劳动——扛起沉重的麻包以赚取旅费，其他同伴则投入到洗衣服的工作中去。尽管满头大汗，却觉得异常踏实，生活的气息也更为贴近大地。
对于生涯无知的萧子升，洗衣成了难题。他将衣物全都泡进同一个盆中，导致颜色相互交染。毛泽东在得知此事后，主动找到衣物所有者家门前，上门赔礼道歉，蔡和森与杨开慧也急匆匆赶来，一同低头认错务求得到原谅。
当蔡元培了解到这群孩子们都是杨昌济引导下的湖南学子，其中竟有一个名叫毛泽东的，他对毛泽东所著《体育之研究》已略有闻名。蔡元培本着雅量不仅没有对孩子们加以责难，还将家中洗衣之事信托于他们手中，提醒今后不要再有此类过失。
尽管远方留学之路莽苍茫茫，他们丝毫未曾退缩，而是抓紧一切机会勤学法语，希望能够为去往法兰西之路打下坚实的基础。为了孩子们的未来，杨昌济透过蔡元培的介绍请来了李石曾共餐。针对李石曾对学生的划分，蔡元培曾一度不解甚至提出批评，而李石曾则忙于澄清，称那不过是寻得一个方便托词罢了。欧洲经济之萧条使得赴法的问题愈显严峻，但他仍在积极联络法国支持的半工半读学校，并且还和船务公司沟通，试图为这些学子争取便宜的四等船票，以减轻他们的旅行费用。
而在另一端，张国焘等人办起的《国民》杂志流通并不如意，守常先生便建议他们与更广泛的民众接触。傅斯年遂撰写了一则招生启事，虽然文采飞扬，但却忽略了立足工人的实际视角，结果并未引起预期的共鸣。毛润之和蔡和森恰巧路过，毫不保留地表达了他们的看法。凭借着曾经创建工人夜校的经验，他们的建议令邓中夏劝说张国焘一试新的做法。于是，毛润之连夜撰写了一份浅显易懂、贴近工人阶层生活的招生启事。尽管遭到一些学生的轻视，但最终这份启事获得了共识，并意外地吸引了大量报名者。随着人数增多，邓中夏和赵明佑邀请毛泽东等人一同参与教学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