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败仗令张静江百感交集。孙中山逝世才不过三年，党国军队却已松弛到只顾抢地盘、不讲战术配合，毫无昔日“克己奉公”的风骨。他望着眼前的局势，暗自忧心，将计就计向蒋介石进言：井冈山弹尽粮绝，物资本就紧缺，只要死死封锁粮道，不战而困，红军迟早会因断粮而土崩瓦解。
蒋介石顺势下令封锁井冈山的粮食通路。山上困局愈发紧逼，毛泽东等人只得下山卖草鞋、卖箩筐换取粮钱，却无人肯出手相助。朱德见毛泽东站在街口，目光久久停在一个拨浪鼓上，便明白他是在想念远在家中的儿子，正要掏钱买下，却被毛泽东轻轻按住手腕。就在此时，邓子恢、林育才推着满载物资的独轮车赶来，粮盐有了着落，却也把敌军的追兵引到跟前。朱德当机立断，命毛泽东率队先撤，自己则带人迎头堵上。
一路急行军后，林育才向毛泽东说起山下血腥镇压的惨况：郭凤鸣等人纵火焚毁七八十户乡亲房舍，抓走四五十名农会骨干和群众，伤者多达一两百人，连军阀自己也有几十人死伤，四名农会干部壮烈牺牲。毛泽东一听，心急如焚，忧心那边伤员无药可医。林育才赶忙相告，傅连暲院长已派人拼命筹药，但第一批药品，还是先紧着井冈山战士。很快，朱德在激战中全歼尾随的追兵，当他与毛泽东一起得知林有书牺牲的消息，两人心头皆是说不尽的酸楚与愤懑。
归山途中，毛泽东始终在思索一个问题——该如何处置俘虏？他认为，那些出身贫苦、又愿意听道理的人，不该一概视作死敌，而应当动员他们回到原队伍中做工作，去宣传革命。随着朝夕相处，不少俘虏亲眼见到红军秋毫无犯、官兵平等，态度悄然变化，有的甚至主动提出加入共产党。这些转变，让毛泽东等人倍感欣慰，也更加坚信“以理服人”的力量。
另一边，湖南省委却接连发电，要求红四军火速攻打郴州。毛泽东、朱德反复权衡后认为，此时强攻只会徒增伤亡，得不偿失。想到不久前的惨烈牺牲，众人更添忧虑——毛泽东的妹夫陈芬早在之前就因叛徒出卖，被敌军重重包围，战至弹尽，壮烈牺牲；毛泽建率队突围转移，途中不幸落入敌手，被关进黑牢，那时她已身怀八月身孕。后来，何长工冒险组织营救，九死一生救出毛泽建，也为陈芬草草安葬。
重获自由后，毛泽建看着自己隆起的腹部，心中清楚：若随队上山，只会牵累战友。她毅然决定留下，在夏塘铺坚持秘密工作。组织将她安置在一位老婆婆家中，临别时，她把随身的镯子和一纸字条托付给何长工，拜托转交给远在井冈山的毛泽东。然而，地下斗争远比想象凶险——不久后，襁褓中孩子的一声啼哭惊动了敌人，毛泽建再次被捕，押往衡阳，孩子也在惊恐与饥饿中夭折。消息传到山上，朱德心如刀割，几欲亲自下山寻找，却终究有心无力。
历经波折，毛泽东和朱德终于把一批宝贵的盐巴和物资运回井冈山。战士们围在篝火旁，看着盐粒在饭菜上闪着亮光，脸上重新绽开久违的笑容。山上的水井一直没有名字，毛泽东望着清澈井水，提议取名“红双井”，寓意工农红军在绝境中并肩而立、同生共死。欢呼声此起彼伏，“红军万岁”的呐喊回荡在山谷间。就在气氛最为高涨之时，中央采纳了湖南省委的意见，再次电令红四军攻打郴州，并指定由王尔琢率领二十八、二十九团出击。得令之后，王尔琢明白已无退路，只得展开作战地图，反复推演每一步突围。
出征前，朱德和毛泽东匆匆召开紧急会议，试图另辟蹊径。他们打算先与范石生部队达成默契，一方佯攻、一方假守，以避免无谓内战。然而计划尚未成形，二十九团却在龚楚的擅自决策下，贸然向赣南方向进发。朱德闻讯大惊，只能连夜带兵追赶。还未会合，二十九团便已遭敌军炮火狂轰乱炸，阵脚大乱。危急关头，朱德与王尔琢赶到前线，被形势所迫，只能硬着头皮与范石生部队正面交火。
二十九团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占领郴州，部分士兵却在城内四处搜刮、哄抢财物，纪律瞬间松弛。就在红军队伍被胜利冲昏头脑之际，敌人十六军主力迅雷般反扑，局势急转直下，二十九团几乎全军覆没。朱德只得率残部退守桂东沙田，重整旗鼓。毛泽东得知惨败消息，深感痛心，立刻决定亲赴沙田与朱德会合，主动承担此次错误的责任。
林有国在得知弟弟战死的噩耗后，写下一封沉甸甸的家书寄回故乡，并在信中提到：毛泽东即将前往沙田，与朱德会师。很快，二人在沙田召开了一次关系红四军命运的重要大会。会上，他们旗帜鲜明地否定了湖南省委的冒进指示，负责传达命令的杜修经主动站出来作深刻检讨，当众承认错误。红四军在血的代价面前痛定思痛，制定了一系列关乎生死存亡的重要决议：严肃军纪、提高凝聚力，查明并确认叛徒袁崇全的身份；同时争取到了返回井冈山的自主权，从此更加独立地思考和解决战场上的实际问题，在炮火与鲜血中，一步步成长为真正的人民军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