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2月28日，冬雨初霁，古田山间云雾翻涌，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一间简陋却庄严的会堂里拉开帷幕。毛泽东再度当选前委书记，连夜提笔写下三万多字的八项决议：鲜明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痛击单纯军事观点和极端民主化等错误思潮，指出红军既是战斗队，更是宣传队、工作队。最终，这份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成为此后建党建军的纲领性文献，为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奠定下坚不可摧的基石。
会议结束，夜色沉沉，毛泽东等人推门而出，只见破旧的巷子里悄然摆满了热气尚存的粮食与菜肴。原来，为了不打扰开会，乡亲们悄悄把自家最好的口粮放在门外，又匆匆离去。红军的粮食短缺，就这样在群众无声的支持中悄然化解。望着这一堆堆来之不易的粮食，毛泽东心潮起伏，抬头看着空中飞舞的雪花，动情感叹：“瑞雪兆丰年，年年是瑞雪。”
出征在即，林育才穿上崭新的军装，与家人依依话别。他一再叮嘱家人守好这个来之不易的家，转身却毅然追随队伍踏上新的征程。1930年1月5日，为粉碎蒋桂联军对根据地的疯狂“会剿”，保护一方百姓安宁，前委当机立断：朱德率大部队进行战略转移，毛泽东暂时留守，坚守与巩固这块红色土地。分别之际，毛泽东目送着队伍远去，林育才背影挺拔。朱德没有回头，只高高举起那把绑着红绳的小凳子示意，逗得毛泽东会心一笑，也让这场生死未卜的离别多了一丝坚韧的乐观。
1930年10月至12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辗转袁水流域，东渡赣江，将敌军一步步引入精心布下的战场。在龙冈一役，红军智勇双全，活捉敌军师长张辉瓒，毙俘敌军一万五千人，粉碎了国民党十万大军气势汹汹的第一次“围剿”，在血与火的较量中打出了红军的威名。
1931年2月至5月，蒋介石又纠集二十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面对重重铁幕，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在富田、白沙、中村、建宁等地连战连捷，从赣江两岸到闽西北部，横扫七百余里，歼敌三万多，俘虏近万人。这场气势如虹的反“围剿”，不但再次挫败了敌人的狂妄企图，也令苏区军民斗志更加高昂。
1931年7月，第三次“围剿”卷土重来，蒋介石调集三十万兵力，并请来英、日、德等国军事顾问，企图以现代化兵力一举摧毁中央苏区。毛泽东、朱德却避其锋芒，专打要害，指挥红一方面军灵活机动，在莲塘、良村、黄陂、老营盘、方石岭等地连获胜利。历时三个月，红军再次歼敌三万余人，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第三次“围剿”，让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在战火中反而愈发壮大。
敌人的一次次失败，也在国民党内部激起震荡。张静江向蒋介石请辞，理由是反对这种耗尽国力、劳民伤财的“剿共”政策，但蒋介石充耳不闻，反而愈加变本加厉。与此同时，教育家徐特立来到了中央苏区，与毛泽东促膝长谈。他强调一切要以实践为检验标准的“兵法”，并建议在苏区系统兴办教育事业，让这里的下一代在炮火中也能看到知识的光亮。
1931年11月7日，瑞金城内人声鼎沸，红军召开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正式成立。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颁布土地法、劳动法等一系列重要法律，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等政策，确立了苏维埃政权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这不仅是一个政权的诞生，更是无数农民第一次真正站起来、当家作主的历史时刻。
大会上，人们无比激动，却也难免想起那些再也无法归队的战友。朱云卿、伍中豪等人的牺牲，使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心如刀绞。但他们深知，当务之急是把悲痛化为力量，迅速掀起全民族的抗日浪潮。会后，毛泽东翻阅到伍中豪生前留下的书信，再也忍不住强忍的悲伤，失声痛哭，感叹军中痛失一员猛将。
不久之后，周恩来到达瑞金，与毛泽东再度相聚。两人围坐简陋的桌旁，一边回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风云岁月，一边讨论毛泽东近期完成的《兴国调查》。毛泽东早已做好被批判的心理准备，他清楚地知道，坚持实事求是意味着要顶住压力，但仍坚定指出，错误路线是会要人命的，不能拿群众的鲜血做试验。屋内灯火昏黄，贺子珍在一旁忙着煮面，一直等到两人谈得差不多了，才悄声端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让这段沉重的革命对话，多了一丝家的温暖与人情的慰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