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正向周恩来娓娓讲述才溪乡翻天覆地的变化，忽然眼角一闪，看到周恩来衣兜里露出一个熟悉的小拨浪鼓——那是当年他亲手留给幼子毛岸龙的玩具。周恩来沉默片刻，终于告诉他：岸龙已在上海病逝。痛讯扑面而来，杨开慧就义的情景、毛岸英亲眼目睹母亲遭受酷刑的惨状一齐涌上心头。由于杨开慧和弟弟杨开明先后牺牲，家人怕再刺激老人，始终不敢把岸龙去世的消息告诉杨母。毛泽东闻言悲愤交加，胸中千钧难平，只能哽咽着怒呼：“开慧之死，百身难赎！”
另一边，陈菊岭和儿媳们围坐在昏黄的油灯下，反复端详林育才从前线寄回的家书，字里行间透出他随时可能奔赴更残酷抗日前线的决心。话音未落，张溪兜匆匆从门外赶回，带来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后田一带的妇女被动员组建红军担架队，奔赴战场救护伤员。赖文英瞒着妹妹赖兰英抢先报名，竟还当上了队长。赖兰英心里既羡慕又焦灼，也渴望扛起担架跟随部队上阵。陈菊岭最终咬牙支持了文英的选择，然而兰英却觉得母亲偏心，更加坚定了要亲自踏上革命道路的念头。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后，中央苏区在战火和封锁中艰难前行：各地红军与苏维埃政府使用的货币五花八门，财政互不统属，市面上流通的票券杂乱无章，严重影响了根据地的经济运转和军需供给。为了打破这种困局，中央政府果断决定建立统一的金融体系——筹建国家银行，发行苏维埃货币，集中财政收支，在枪林弹雨中为红军和苏区百姓筑起一条稳固的“经济生命线”。
1932年2月，中央急需一位既懂经济又政治可靠的干部来主持银行筹建重任。毛泽民在闽粤赣军区负责财政期间政绩突出、口碑极佳，于是中央点名调他赴瑞金。简陋的叶坪民房成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起点，他带着仅有的5名工作人员，在一桌一椅之间白手起家，肩挑首任行长之责。大家一边手抄、一边试印，反复推敲如何保证新币在苏区顺畅流通，又能让伪钞无处遁形，真正让这张张薄纸变成老百姓手中放心的“命根子”。
就在金融建设紧锣密鼓展开之时，一位白发却目光炯炯的老人悄然来到苏区——他就是徐特立。此行，他不仅受命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副部长，更把自己的一生心血押在这片红土地上：从参与政权建设，到主抓苏区教育，推进扫盲运动和革命文化传播，再到大力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全力支持毛泽东的革命实践。课堂、夜校、识字班在山乡间次第亮起，让战火中的苏区悄然多了一道思想的光。
与此同时，远在南京的蒋介石收到情报：周恩来在各地奔走呼吁抗日，激起民心共鸣。自“一·二八”淞沪抗战后，蒋介石一心谋求与日本人尽早议和，妄图用屈辱的停战协定换取片刻安宁，无意真正抗战。得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正式成立，他勃然大怒，如坐针毡，随即下令调动重兵，对中央苏区发动新一轮“围剿”，并辅以经济封锁和政治迫害，妄图把这片新生的红色政权扼杀在摇篮里。
在硝烟渐浓的日子里，陈树湘、毛泽民、何长工一同前往看望毛泽东，道及董振堂主动递交入党申请书，还慷慨捐出积蓄支援革命的事迹。毛泽覃与赖文英也随即赶来探病，屋内顿时挤满亲友战友。虽然此时毛泽东已被剥夺军事指挥权，但在大家心中，他依旧是那个睿智坚韧的“毛委员”。得知毛泽覃即将成婚，赖文英又是恭喜又是惦念，转而谈起“八妹”的近况。谁知传来的却是噩耗：当地反动民团和地主武装对红军和群众疯狂报复，八妹因在群众中积极宣传革命思想而被敌人盯上。为了掩护乡亲和同志，她孤身引开追兵，最终壮烈牺牲。屋内一片默然，空气中弥漫着压抑的悲恸与更坚决的恨意。
不久之后，以长汀福音医院为基础，红军各部医疗力量得以整合，在瑞金叶坪正式成立“中央红色医院”，傅连暲出任首任院长。揭牌那天，院门前人山人海，伤员、医护、干部、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动笔题写“中央红色医院”牌匾，鲜红的布幔掀起时，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在枪炮声暂歇的这个角落，一座真正属于红军和人民的医院屹立起来，为无数在浴血征程中倒下又站起的战士们，点亮一线生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