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证会在雨幕将至的阴沉午后逼近。车里，方灵渊一边沉默思索案情，一边带着戴着手铐的段鸿山驶向检察院；同一时间，段滢滢坐在面试席上，谈起自己对“检察官”三个字的理解——当所有人只盯着结果，只有检察官会追问“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说到最后，她眼眶泛红，却仍笃定地告诉老师：她相信，爸爸一定会安全回家。
听证会开始前的最后几分钟，方灵渊忽然灵光一现，让小周迅速记下一个电话号码，低声吩咐他立刻去查一件事。会上，她让段鸿山当众确认周德龙的手机型号，强调那是一部崭新的手机。她直言，目前支撑段鸿山关键证词的证据仍然薄弱，但这部手机本身处处透着蹊跷——最大的疑点，就是它被打捞出来的位置。
投影上，案发现场的示意图被放大。段鸿山、周德龙的位置，与手机沉入水底被找到的点，竟然相差整整八米。方灵渊指出，这在常理上根本说不通。渔场老板证明，他们在案发前一周才刚换上新的渔网，密得连小鱼都难以漏网，一部手机更不可能“游”出八米远。除非——有人刻意越过渔网，将手机扔向更远的水域。而这个人，绝不可能是段鸿山，因为这部手机，是最直接、最有力证明他“正当防卫”的物证。
另一边，展厅里灯光幽暗，李沐风和梅筝正在布置新展。钢筋牢笼中，一只豹子在阴影里踱步，梅筝盯着它，眼神中既有怜悯也有抗拒。就在这种压抑的气氛下，段鸿山在听证会上开始为自己辩护，他提起当年释法说理留下的漏洞——正是那些模糊不清的说法，让周德龙的仇恨一点点发酵，最终全部砸向了无辜的梅筝。
那天，在学校的公告栏前，段鸿山看见一张张咒骂、羞辱梅筝的告示，他意识到，有人正借“匿名”之名对她穷追不舍。为了保护她，也为了找到躲在暗处的周德龙，他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塞到梅筝手里，请她一有动静就立刻联系。谁知梅筝却低声说，她已经申请休学，准备离开这所学校——她选择从风暴中心消失。
听证会上，方灵渊拿出了新的调查结果：周德龙早已悄悄盯上段鸿山，甚至刻意搬到他家隔壁居住，一举一动都在监视之中。这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有预谋的潜伏。听证员追问段鸿山，是否曾亲眼见过周德龙。段鸿山犹豫后回忆起，自己被绑架的前一晚，雨夜里窗外有个模糊的身影，站在街灯下，一动不动地望着他家，可他当时并不能确认那就是周德龙。
听证员们交换了一个眼神——至少，周德龙对段鸿山怀有明显的敌意，甚至足以推定杀意成立。段鸿山接着说，那晚他之所以会离家赴约，是因为接到了梅筝的电话；而在江婷案中，他正是主办检察官，他以为只是一次普通的沟通，却没想到会一步步踏入一个精心设下的陷阱。
尽管如此，听证员仍然对他的“反击过程”充满怀疑。案发当晚，段鸿山刺伤周德龙后，没有逃回家，而是直接开着周德龙的车，朝最近的派出所一路驶去——他的解释是，唯有在第一时间报警，才能最大限度保留现场痕迹。方灵渊则根据路程和行车时间反推出一个大致用时，却发现与段鸿山报案时留下的里程数存在偏差。
面对质疑，段鸿山只能解释，当时暴雨倾盆，能见度极差，道路积水严重，他开得又慢又小心，多出的里程数都是绕路和减速造成的。然而，这样的说明在理性冷峻的数字面前显得过于无力，听证员的神色，反而因“说得通”而更显怀疑。
回忆起那一晚的渔场，段鸿山说，他不是没想过逃跑。可那是四面环水的封闭环境，湿滑的木板、绞缠的鱼网都成了他的牢笼，他根本跑不掉，只能死死抓住周德龙手里的刀，反身逼退对方。可周德龙像失去理智般一次次扑上来，完全不顾自己的性命。在生命真正被紧逼到悬崖边的那一刻，他别无选择，只能用那一刀自保。
话说到这里，听证员们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判断——他们认为段鸿山有所隐瞒，甚至推测，他是故意将周德龙致死，再精心伪装成“正当防卫”的现场。如今，段鸿山口中的每一句话，都缺乏足以对抗怀疑的硬证据支撑。在这样的情况下，没人敢轻易作出“正当防卫”的结论；即便想疑罪从无，听证员也冷冷提醒他：侦查机关会顺藤摸瓜，一查到底，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疑点。
听证会结束后，展厅里灯已经熄了一半，李沐风和梅筝站在笼中的豹子前，忍不住聊起段鸿山的案子。结果如何谁也说不准，但李沐风感慨，至少，这起案件重新唤醒了公众对“正当防卫”条款的关注——那条被尘封在法条里的权利，终于再次被摆上台面。
随后，在又一轮质询中，听证员紧盯着那一刀——质疑段鸿山，为什么只凭一记刺击，就能让周德龙当场毙命。面对这种近乎苛刻的追问，段鸿山引用了最高检在五年前收编的一起典型案例：在真正的极端侵害中，当事人根本无法一边计算“自卫尺度”，一边保证自己不被伤害，那一刀落下时，人是在生死边缘本能地挣扎。
然而，这番话在听证员耳中却被解读为“巧言狡辩”。段鸿山被逼到几乎失控，他反问他们：类似的情形，在以往的判例中并不少见，许多都被认定为正当防卫，甚至被写进指导性案例，用来保护以后每一个处于绝境的人——为什么，同样的法理、同样的标准，到了他身上，就突然统统失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