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碧莹与武木一郎并肩走进阴冷压抑的慰安所，看似随意找茬闹事，实则心怀周密计划。他们故意与日本兵发生口角，为的是制造一场可控的混乱，好在日后为转移“笃信者”铺路——这个计划需要一次又一次的试探与演练，每一步都不能出差错。然而令他们始料未及的是，在昏暗的走廊深处，叶碧莹竟意外发现了被关押在此的慧惠。那一刻，空气似乎凝固，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慧惠衣衫褴褛、面容憔悴，像被丢弃在角落里的旧物，被日军粗暴对待，毫无尊严可言。叶碧莹心头一震，涌起难以平息的愤怒与愧疚，她恨自己来得太晚，也恨自己眼下的力量如此渺小。
武木一郎也看到了慧惠，眉头紧锁，却只能强行压抑情绪。他心知肚明，自己虽在日军中有一定身份和利用价值，但远不足以在此刻光明正大地把慧惠救走。慰安所的规章和防备远比普通驻地森严，一旦鲁莽行事，不仅救不了人，反而会把自己精心隐藏的真实立场暴露无遗，连带整个组织多年布局也可能就此毁于一旦。叶碧莹看着他沉默不语，只觉得胸口仿佛堵了一团火，怒其不争，也怒这世道不公。最终，她再无法克制情绪，甩下武木一郎，转身愤然离开慰安所，执意要徒步走回家，把一路上翻涌的委屈与悲愤都踩在脚下。
武木一郎见状，赶紧驱车追上，在狭窄街道上按响喇叭，将车停在叶碧莹身旁。他透过车窗看到她眼眶红肿，神情冷硬，仿佛随时都会与他彻底决裂。武木一郎默片刻，最终还是下车拦在她面前，语气少有地诚恳而沉重。他坦陈自己并非冷眼旁观，而是受限于肩上的秘密使命——他必须保全身份，完成上级交付的任务，才能在更大的局面里救下更多像慧惠一样被碾压的无辜百姓。他告诉叶碧莹，眼下任何冲动的行动都可能让他们前功尽弃，让更多潜伏在暗处的同志暴露在日军枪口之下。叶碧莹虽然仍旧气恼，却从他眼中看到难得的真诚和无奈，一时间情绪复杂，在愤怒与理智之间挣扎。
与此同时，井上脚步匆匆赶到医院，原本是奉命打探消息，却被自己的私欲牵着鼻子走。他一路闯进医院走廊，看到汤菊儿正忙着抢救病人，便不顾医护秩序，粗鲁地推门闯入，打断抢救过程，强行将自己的存在感硬塞进这片原本庄重肃穆的空间。他肆意调笑、言语轻薄，只把汤菊儿当成可以随意玩弄的猎物，完全不把她身为医生、身为汤会长女儿的身份放在眼里。同一时间，佐佐木则在另一处，为一件更棘手的事奔走——他面色凝重地向大岛浩报告，武木一郎手中竟握有天皇的亲笔信，这封信代表的不是荣耀，而是足以致人噤声的权柄。
佐佐木郑重提醒大岛浩，武木一郎的来历与身份非同小可，若在处理他时稍有不敬，极有可能触怒更高层的军政人物。大岛浩心下虽不情愿，却不得不承认眼下局势逼人。他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冷静权衡利弊。最终，他决定暂时放下对武木一郎的猜忌，将注意力转向与之关联更深的叶碧莹，试图从她身上找出突破口。同时，他下令继续追查此前突然失踪的哨兵，希望能从这条线索中找到美国人的踪迹，缓解自己肩上的压力。在大岛浩看来，表面上他仍是一方主事者，可在纷繁诡谲的形势下，他的每一步也像在刀尖上行走。
不久之后，汤菊儿被井上粗暴带走，押往警察局。昏暗潮湿的牢房里，血腥味与霉味混杂在一起，让人几乎无法呼吸。她被推搡着走过一间又一间铁栏，突然看到角落里有个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的少女——对方浑身是血，气息奄奄，似乎随时都会断气。面对这一幕，汤菊儿瞬间双腿发软，整个人跌坐在地，脸色白得像一张纸，手指止不住地颤抖。她虽然出身优渥，但自小心地善良，极少近距离直面这种令人发指的酷刑场景，此刻只觉得胃里翻江倒海，几乎想呕吐。大岛浩恰好看到了这一切，他并非出于怜悯，而是立刻意识到：若真把汤会长的女儿折磨得身心崩溃，后续必定会引起一系列难以控制的政治风波。
于是，大岛浩冷冷地叮嘱井上，审讯汤菊儿只需象征性吓唬一下，点到为止，千万不能真让她受到无法弥补的伤害。他提醒井上，汤会长虽然投日本，但在本地仍有一定影响，他作为“日本皇军的协作者”，在民间有一层保护伞的象征意义。此时，城中另一边，福田半路将汤会长拦住，以“喝酒叙旧”为名，实则是安排了一场极具侮辱性的酒局。汤会长被灌得醉醺醺，还被迫装扮成滑稽的小丑、狗熊般供日本军官取乐，满场哄笑声中，他的尊严几乎被踩在脚下，只能强颜欢笑，借酒掩饰心中屈辱。
汤会长坦言自己之所以选择向日本人低头，甘愿做所谓的“皇军协力者”，只是为了给女儿谋一条看似安全的生路。他深知当下局势凶险，稍有不慎，全家都有可能被卷入血雨腥风之中。在他心中，女儿是唯一的软肋。话音未落，警局传来消息：汤菊儿被井上带走审问。这个消息无异于当头一棒，他顿时慌了神，顾不上醉意，匆忙扔下酒局，跌跌撞撞地往警察局赶去。一路上，他脑中不断浮现女儿被辱被虐的可怕画面，心中悔恨交加，却又无能为力，只能寄希望于罗致庸能再次出手相助。
此时在警察局内，汤菊儿仍沉浸在恐惧之中。面对井上的盘问，她声音发颤，几次说话都说不利索。她被问及与叶碧莹的关系，只好如实承认两人自幼相识，一同上学，一起长大，感情深厚。进一步的提问开始变得危险——井上追问叶碧莹如今身在何处。汤菊儿想起叶碧莹临行前一再叮嘱，绝不能泄露她真正的去向，心中立刻绷紧一根弦。她强迫自己镇定下来，装出一副回忆模糊的样子，声称毕业后只听说叶碧莹去了“北边”。井上闻言精神一振，当即追问“北边”究竟是哪里。
在短短几秒钟的沉默里，汤菊儿飞快权衡利弊，脑海中闪过无数可能的结果。若信口胡诌容易露陷，若说得太具体又可能牵扯到无辜之人。最终，她灵机一动，装模作样地思索片刻，答道“北边就是上海”，并补上一句——叶碧莹到了上海后进了舞厅，在灯红酒绿中混饭吃。这番看似不堪的描述，反而很符合日本军警对“堕落中国女人”的刻板印象，既能转移视线，又不容易引起再深入调查。井上狐疑地打量她几眼，却又找不到明显破绽。与此同时，汤菊儿勇闯警察厅的消息已在城中传得沸沸扬扬，许多人都在背后议论她的鲁莽和勇气。
消息很快传至大岛浩耳中，他意识到若继续扣押汤菊儿，势必会激起一连串不可控的舆论。眼下风声日紧，任何与名人家属相关的丑闻都可能成为抵抗力量借题发挥的导火索。权衡再三，大岛浩示意井上就此罢手，将汤菊儿放回去，以免小事演变成大乱。他的决策并不出于同情，而是冷酷的算计：相比逼迫一个女人招供，如何在政局上维持平衡、减少麻烦才是更重要的。汤菊儿离开警局时，心有余悸，回头望了一眼那扇冰冷的铁门，暗暗发誓今后再不轻言冒险，却也更加坚定了对日本人的憎恶。
事后，大岛浩召集相关人员，在办公室里召开了一场小型会议。屋内烟雾缭绕，气氛压抑而紧张。佐佐木在会上郑重传达上级指令：日方需全力配合武木一郎的行动，这不仅是命令，更是维护对外统一态度的政治需要。大岛浩听罢，脸色阴沉，内心极不情愿。他本能地不信任这个来历特殊的“同袍”，却又不得不在强大压力下放弃对武木一郎的深入调查。表面上，他选择沉默服从，暗地里却决定把调查重点转移到与武木一郎接触密切的美国人身上，发誓要将此人查个底朝天，绝不放过。
在会议上，大岛浩还作出另一个决定：此前从叶家搜刮来的金钱与贵重物品全部如数奉还。他明白，继续扣押这些财物只会将自己钉在本地民众的耻辱柱上，也会彻底撕破与叶家之间仅存的表面情分。将钱财退回，不仅是为了显得“公正廉明”，更是为了暂时平息这段时间不断累积的不满情绪。会议结束后，罗致庸和汤会长亲自带着汤菊儿回家。回程的车上气氛沉重，罗致庸劝汤会长暂且咽下这口气，不要与日本人硬碰硬——这里毕竟是他们的势力范围，一旦激怒对方，吃亏的只会是像他们这样被夹在中间的中国人。
汤会长双手紧握拐杖，指节发白，心中憋着一股难以消化的怒气。他一面痛恨自己软弱，一面又不得不为现实低头。望着身旁惊魂未定的汤菊儿，他意识到自己最需要做到的，仍是为女儿寻找一条相对安全的出路。罗致庸在这段时间内多次出面相救，又颇有头脑与手腕，在日本人面前说得上话，也能在本地华人群体中周旋——在汤会长眼里，这样的人或许能成为女儿未来的依靠。于是，在饭桌上或闲谈时，他渐渐流露出撮合两人的心思，试图通过这门亲事，为女儿争取一点多舛命运中的“保障”。
然而，局势并未因此好转。大岛浩这些日子奔走于各个据点和情报点，四下追查那名神秘美国人的下落，却始终无功而返。人像是凭空蒸发，既查不到身份背景，也找不到行动轨迹。这种被耍弄的感觉让他焦躁不安，他一方面要面对上级的不断施压，一方面还得安抚手下逐渐滋生的不满情绪。更麻烦的是，他之前对叶家采取的强硬态度，已经在暗中遭到很多人非议，使得与叶家的关系越来越紧绷。眼看局势不妙，为了挽回颜面、缓和紧张关系，他只好放下傲慢，决定亲自带着井上登门谢罪。
在他筹划拜访之时，叶家却在悄然发生另一场风暴。叶德公收到来自重庆的密信，信封上特有的暗号让他心跳不由加快。拆开信纸，他的脸色一点点凝重，眼中浮现出前所未有的严峻神色。这封密信里包含的信息极为关键，既牵涉到抗战前线的变化，也关系到他们在本地潜伏力量的下一步行动。叶德公不敢有丝毫耽搁，当即召见武木一郎，将信中内容一字不漏地转述给他。屋内的气氛随之变得凝重，新的任务、新的危机与机会，正悄然向他们逼近，所有人的命运也在这条看不见的暗线牵引下，走向更复杂、更危险的局面。
